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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科学与技术

　　唐代生产力提高，经济繁荣，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条件，因此科技领域内取得了辉煌的成就。这些成就主要表现在天文学、数学、地理学、医药学及印刷术等方面。

　　天文与数学

　　僧一行，本名张遂，是唐代最著名的天文学家。他青年时代就精通历象和阴阳五行之学。唐玄宗召他到长安主持改定历法。当时，率府兵曹参军梁令瓒已经制成木黄道游仪的模型，一行主张改用铜铸，并与令瓒继续进行研究，经过两年的努力，最后于开元十二年(724)制成铜黄道游仪。次年，一行又与梁令瓒奉玄宗之命，共同研制成铜铸的水运浑仪，用以计时。黄道游仪和水运浑仪的制成，对观察天象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开元十三年，一行还用自己制成的“复矩图”，令南宫说率人到今河南若干地点测量北极高度和春分、夏至、秋分、冬至的日影长度，测出地球子午线1°的长度约合十二万三千七百米。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实测子午线，具有重大的意义。一行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发现恒星位置变动的天文学家。他临死前编成《大衍历》的草稿，日后经张说等整理成书，是中国古代的一部重要历书。该历在编写的过程中使用的不等间距的二次差内插法、具有正弦函数性质的表格和含有三次差的近似内插公式，在数学上都是杰出的贡献。此外，李淳风等注释《算经十书》及十书中最后一部王孝通所撰《辑古算术》，也都是数学方面的重要成就。

　　地理学

　　唐初的一部重要地理学著作是《括地志》。唐太宗的第四子魏王李泰，延揽学士萧德言、顾胤、蒋亚卿及谢偃等，根据《贞观十三年大簿》的资料编撰成该书，于贞观十六年(642)奏上。《括地志》全面叙述了唐初政区的建置沿革，并介绍了各地的山岳、河流、风俗、物产及人物故事等。该书共五百五十卷，另有《序略》五卷，内容丰富，惜今天已无完帙，清代以来的辑佚本仅数卷而已。唐德宗时的贾耽是著名的地理学家，他在贞元十七年(801)绘成《海内华夷图》，并撰成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》四十卷。其中尤以《海内华夷图》贡献最大，图长三丈三尺，宽三丈，以一寸为百里，古地名标以黑字，唐代地名题以红字。可惜原图已失，但12世纪时根据它编绘的《华夷图》刻石至今仍保存于西安市碑林。贾耽的其他重要地理著述还有《皇华四达记》十卷、《贞元十道录》四卷等。唐朝另一部重要的地理学著作是唐宪宗朝宰相李吉甫在元和八年(813)撰成的《元和郡县图志》。该书四十卷，目录两卷，在所介绍四十七镇的每镇之前，都附以地图。全书记录了当时各地的物产、贡物、户口、州县沿革和山川险易等情况。原书仅存三十四卷，图已佚，是现存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地方总志，对后世方志的编撰有很大的影响。

　　此外，杜佑所著《通典》的《州郡典》共十四卷，在方志发展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。唐末人樊绰所著《蛮书》十卷，详细记载了洱海一带的民族、风俗、山川、道路，是舆志中较早的著作，为研究古代云南地理及南诏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。

　　医药学

　　孙思邈是唐初医学和药物学家。他于高宗永徽三年(652)撰成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三十卷。他认为“人命至重，有贵千金”，故名其书为《千金要方》。该书广收博采自古代至唐初的重要方剂，对诊治之诀，针灸之法，导引养生之术均有周详的论述。后来，孙思邈觉得《千金要方》仍有阙遗，又撰成《千金翼方》三十卷以辅之。这两部书在中国药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，后人尊称孙思邈为“药王”。此外，显庆四年(659)唐延颁行的《新修本草》，为世界上第一部官修的药典。这是唐高宗时期医药工作者集体作出的重要贡献。印刷术　雕版印刷的出现是唐代重大技术成就之一。雕版印书始于何时，其说不一，至迟在中唐、晚唐时已经逐渐兴起。1966年在南朝鲜发现了木刻《陀罗尼经》印本，刻于704～751年间。成都市望江楼附近的唐墓也出土了龙池坊卞家印卖的《陀罗尼经》，是国内现存的最早印本。此外，咸通九年(868)王印造的《金刚经》，卷首有版面，正文刻字精美，足见刻印技术已较成熟。唐僖宗时成都书肆有印制的各种书籍出售，而且不少地方都在印刷历书。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为五代以后大量印书创造了条件。

　　宗教和哲学

　　道教与佛教：道教和佛教在中国早已盛行，唐朝统治者深知宗教对巩固封建统治能起一定的作用，经常利用道、佛二教麻痹人民的思想。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，道教与佛教往往发生矛盾和斗争。唐代，有的统治者崇此抑彼，有的统治者崇彼抑此，对宗教冲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;有时他们也调和道佛之争，并且加以利用。

　　中国的道教奉李耳为教主，唐朝皇室亦为李姓，故从唐初起统治者就规定道教地位居于佛教之先。唐朝大多数皇帝均崇奉道教，唐玄宗尤为突出，在他执政时道教势力达到了最高峰，全国道观总计一千六百八十七所。当时道教有清经法派和正一派，各有不少经戒符传世。重要的道教人物有王远知、潘师正、司马承祯、吴筠及张果等。有的道士重丹鼎，善金丹黄白术，唐朝不少皇帝即因服金丹而丧生，搞丹鼎的道士亦往往因骗术败露而遭贬逐。有的道士讲求符、辟谷、导引之术，往往以这些方术受到统治者的宠遇。

　　佛教的政治地位虽然不如道教，但就其流传影响及寺院的经济实力而言，实际上都超过了道教。在武周时期佛教倍受宠遇，甚至一度凌驾于道教之上。隋唐时期佛教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是：①佛教的经、律、论在过去已有不少翻译，大体完备，有了充分的资料。②在理论上佛教已从玄学附庸的地位走向独立，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体系。③政治需要促使佛教进一步发展，如适应门阀世族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，等级特权的削弱，各派均论证成佛的可能性，并给以肯定的结论。天台宗也是适应了统一全国的政治需要。④经过长期发展，佛教已渐趋中国化，得到改造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宗派。隋唐佛教各宗的形成，是佛教高度发展和高度中国化的重要标志之一。

　　南北朝时佛教已经有一些流派，隋唐时期形成了正式的宗派。当时最主要的有天台宗、法相宗、华严宗和禅宗，其中尤以慧能和神秀所倡导的禅宗的中国化程度最高，流行最广。

　　随着佛教的大盛，寺院经济恶性膨胀起来，僧侣地主广占良田，大蓄奴婢，在社会上闹钱荒的时候，佛寺中以铜铸像，而且为各阶层逃避课役的人提供了藏身之地。这就必然触动唐王朝的财政利益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崇信道教的唐武宗在道士赵归真等人的鼓动下，于会昌(841～846)年间下令打击佛教。在这次“废佛”中共拆除大、中寺院四千六百余所，小庙宇(招提、兰若)四万余所;勒令僧尼二十六万余人还俗，没收奴婢十五万人，均充两税户;没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(疑顷为亩之讹)。经过这次打击，佛教与寺院经济暂时有所削弱。

　　哲学思想

　　唐代主要的唯心主义思想家有韩愈和李翱，主要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有柳宗元和刘禹锡。

　　韩愈主要的哲学论著有《原道》、《原性》等名篇。他尊崇儒学，反对佛、道，尤其排佛最为激烈。韩愈认为僧侣不事生产，徒费社会财富，是产生贫穷和盗贼的根源，主张僧尼还俗，焚烧佛经，废毁寺院为民居。他曾因谏唐宪宗迎佛骨而被贬逐岭南。在理论上，他觉得宗教宣传无君无父，违背儒家传统的纲常名教，因而大力提倡中国固有的政治思想仁义之道。韩愈认为儒家的道统自尧、舜传到孔、孟，后来就中断了，声称要以继承道统为己任，恢复儒家的独尊地位，以贬抑佛、道。不过他不是以唯物主义作批判的武器，而是以儒家的唯心主义批判佛教的唯心主义。在宇宙观方面，韩愈认为天可以对人间进行赏罚;在人性论方面，他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标准，把性划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品，而且认为每个人的性是与生俱来的。这些都是唯心主义观点。

　　李翱主要的哲学论著是《复性书》。他也是佛教的反对者，但同样宣扬唯心主义思想。李翱继承与发挥孟子的性善论，认为每一个人的本性都是符合封建道德标准的，只是由于有喜怒哀乐等情欲，性才不能得到发扬，所以情是性之累。为了排除这种干扰，就要按照儒家格物致知、制礼作乐、治国平天下等理论进行修养，这样做就可以“复性”。这种关于人性的学说，完全是唯心主义的。　　韩愈和李翱都强调儒家的伦理道德，也都是唯心主义思想家，他们的理论在唐代后期兴起，是宋明理学的先声。韩愈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是程、朱学派思想的萌芽，李翱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是陆、王学派思想的前导。

　　针对各种唯心主义思想，唐代先后产生了一些唯物主义思想家。唐初反对唯心主义的思想家有傅奕和吕才。傅奕主要批驳佛教的观点，并且上书唐高祖，建议废佛。吕才主要反对中国传统的宿命论，并揭露阴阳吉凶之说的虚妄。但两人都缺乏理论的高度，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不够有力。

　　柳宗元主要的哲学论著有《天说》、《天对》、《封建论》等名篇。他不同意董仲舒以来流行的“天人感应”学说，认为宇宙是由元气构成的，天即自然，并不能对人间进行赏功罚过，人们的祸福遭遇纯系“功者自功，祸者自祸”，与天命无关。这样的论点显然属于唯物主义的宇宙观。柳宗元指出，人类历史不是依照“圣人”之意发展的，它本身有必然之“势”，秦汉以后的郡县制之所以优于三代的分封制，就是由于前者更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。这些看法说明，他在社会历史方面也初步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进步观点。

　　刘禹锡主要的哲学论著有《天论》三篇。在宇宙论方面，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比柳宗元更进步。认为宇宙间并没有真正的“空”和“无”，而是充满了物质。所谓“天”，不过是“有形之大者”，同样也是物质。关于自然与人的关系，刘禹锡提出了天与人“交相胜，还相用”的观点，具有积极的进取精神。他认为，人之所以产生唯心主义思想，是与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的。“法大行”的时候，社会上“是为公是，非为公非”，人们就不会产生祸福来自天命的思想;“法大弛”的时候，社会上是非颠倒，人不能胜天，天命论就在人间得到了宣扬的条件;“法小弛”的时候，社会上是非不清，人们就会对天命将信将疑。刘禹锡用社会实践解释天命论产生的根源，是在认识论方面的一个重大贡献。

　　但柳宗元和刘禹锡一方面宣扬唯物主义，另一方面却都信奉佛教，所以他们的唯物主义思想都不够彻底。

　　史学和文学

　　史学

　　在门阀世族走向衰落声中，隋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，开始禁止私人撰集国史，臧否人物。唐太宗即位后专设史馆，置史官修撰前代及本朝历史，例由宰相监修。从此纪传体的正史大多出自官修，宰相监修成为定制。唐初官修的正史有：《晋书》、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、《周书》、《北齐书》和《隋书》。此外，由李延寿私人修成《南史》和《北史》。正史的官修，有利于利用国家拥有的大量藏书和档案，且分工撰成，成书较快，各史中保存了不少经过整理的史料;但由于统治者直接控制修史工作，限制了史家观点的自由发挥，而且一书成于众人之手，其中难免有□牾重出现象。唐代史学上最大的成就是刘知几撰成《史通》和杜佑撰成《通典》。

　　刘知几主要的著作是《史通》。该书二十卷，四十九篇，撰成于中宗景龙四年(710)。魏晋以降，文史逐渐分家，文学批评方面的论著相继产生，史学本身也相应需要有独立的理论著作问世，就是在这种条件下，刘知几写成了这部专著。作者对过去史书的编纂体例、史料选择、人物评价、史事叙述及语言运用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总结性、独创性的看法。他强调史学家应当秉笔直书，无所阿容，并反对记叙怪诞不经的事。《史通》中有《疑古》、《惑经》二篇，对古代典籍和传统经书中有关历史的记载提出了大胆的质疑。刘知几认为史家必备的三个条件是:才、学、识。他特别强调“识”的重要性，即史家最可贵之处在于自已的独到见解。《史通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历史学理论著作，对后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　　杜佑长于吏治和理财，他总结历代的典章制度以服务于现实政治。在先前，刘秩已撰成《政典》三十五卷，按《周礼》六官所职分门编撰。杜佑得其书，认为条目未。艘匀嗄甑氖奔涔闫渌，参益新礼，于德宗贞元十七年(801)撰成《通典》二百卷。全书共分九门：“食货”、“选举”、“职官”、“礼”、“乐”、“兵”、“刑”、“州郡”及“边防”。杜佑特别重视财政经济，故将“食货”门列于全书之首。过去也有关于典章制度的记载，均是附载于正史之“书”、“志”，未有专书;《通典》则发展以往的“书”、“志”而创典志体，且系纵贯古今之通史，在中国史学史上创建了新的史书体例，为后代政书的撰述开了先河。

　　文学

　　唐代文学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，诗歌创作、古文运动、民间文学等方面均有辉煌的成就。

　　古典诗歌在唐代处极盛时期，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这个领域。《全唐诗》辑录诗歌近五万首，其作者达二千二百余人，名诗人辈出，不少名篇千古传诵。诗歌创作成为社会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，科举制随之由策论取士改变为诗赋取士。进士科的独重又反转来促进诗歌创作进一步普及和发展。南朝以来文人对声律的讲究也为唐代律诗的大盛提供了前提。根据唐朝诗歌创作发展的具体情况，通常划分为初唐、盛唐、中唐和晚唐四个阶段。

　　初唐诗人承袭南北朝颓靡绮丽的遗风，作品缺乏真实的感情和充实的社会内容，但在诗歌的艺术形式上，自“四杰”(王勃、杨炯、卢照邻和骆宾王)至沈期、宋之问，逐渐完成了声律化过程，奠定了律诗的形式。初唐最杰出的诗人是陈子昂。他力斥齐、梁诗的“彩丽竞繁”，主张恢复诗歌反映现实生活的优良传统。陈子昂写的诗刚健朴素，一扫南朝绮靡、颓废的流风，为唐诗的发展开拓了道路。

　　盛唐诗歌体裁众多，风格各异，出现了万紫千红的盛况。最著名的诗人有李白、杜甫、王维、孟浩然、高适和岑参等。王、孟写作艺术较高，内容上有逃避现实的消极因素。岑参以写边塞诗见长，高适才气逊于岑参，但能反映一些民间疾苦。真正代表盛唐诗坛的大诗人当推李白和杜甫。李白继承屈原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，汲取魏晋以来优秀诗人的技巧，学习民歌语言，再加上自己的革新创造，使其诗具有气势磅礴，想象力丰富，长于夸张，语言明快生动的艺术特色。他的“济苍生”、“安黎元”的政治抱负和蔑视王侯、不羁封建礼教的精神，不时在诗篇中闪耀光芒。但李白并不是一个政治家，又深受道家思想影响，所以求仙饮酒、浮生若梦、及时行乐等消极情绪在诗中也经常流露。《将进酒》、《蜀道难》、《宿五松山下荀媪家》、《丁都护歌》及《秋浦》等名篇反映了诗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。杜甫是安史之乱前后的现实主义诗人。他从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直至初唐的优秀诗作中撷取精英，又革新创造，从而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。真挚的感情、雄浑的基调、精炼的语言，构成了杜诗的艺术特色。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是杜甫的座右铭。就思想内容而言，诗人肯细心观察社会政治，能体会劳动人民的遭遇和苦难，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是他揭露阶级对立的名句。他安史之乱后的诗篇反映社会生活更深刻了。“三吏”(《石壕吏》、《潼关吏》、《新安吏》)、“三别”(《新婚别》、《垂老别》、《无家别》)和《北征》、《悲陈陶》、《羌村》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。由于杜诗的现实主义特色非常夺目，因而被目为“诗史”。

　　中唐诗人中的佼佼者有白居易、元稹和李贺等人。白居易与元稹曾发起诗歌创作方面的新乐府运动，对唐诗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。

　　白居易继承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，提出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”的主张，是为新乐府运动的纲领口号。白居易自称“志在兼济，行在独善”。他以讽喻诗表现其“兼济”思想，以闲适诗表现其“独善”精神。讽喻诗共有一百七十余首，其中《新乐府》占五十首。作者在这些诗中讽刺横征暴敛，反对黩武战争，攻击豪门权贵，揭发贪污强暴和奢侈浪费。白居易在艺术上的特色是语言通俗、叙事平易。他的代表作有《新丰折臂翁》、《卖炭翁》、《秦中吟·重赋》、《琵琶行》及《长恨歌》等诗，其中有的成为新乐府运动的杰出成果，当时已被目为“元和体”。

　　元稹年岁略小于白居易，两人名噪诗坛，时称“元、白”。他也主张诗歌创作要“刺美见事”。代表作有：《连昌宫词》，是与《长恨歌》齐名的长篇叙事诗;《田家词》，表现了作者对农民疾苦的深切同情;此外，悼亡诗《遣悲怀》七律三首亦为名篇。不过元诗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均略逊于白诗。

　　李贺在短短二十余年的生涯中仕途失路，穷困潦倒，但在诗坛上却是异军突起的诗人。他在《拂舞歌辞》、《秦宫诗》、《猛虎行》、《吕将军歌》、《雁门太守行》及《老夫采玉歌》等名诗中鞭挞割据一方的强藩巨镇，讽刺与揭露统治集团的贪墨成风和荒淫误国，具有较高的思想性。他的诗想象丰富，立意新奇，构思精巧，用词瑰丽，富有浪漫主义色彩，但也存在较浓厚的唯美倾向和伤感情绪。

　　晚唐的著名诗人是李商隐和杜牧，有“小李、杜”之称。

　　李商隐在政治上历尽坎坷，虽有“欲回天地”的政治抱负，但“运与愿违”，不得实现，因而诗中既有反对藩镇、斥责宦官的内容，也常常流露伤感的情调。他写了不少《无题》诗，表面上是描写爱情之作，实际上具有政治内容。他的诗具有隐晦朦胧、文字清丽的特色。

　　杜牧境遇略优于李商隐，但也沉沦下僚。他具有一定的政治理想，关心国家治乱，可是在唐朝江河日下的环境中，他的希望化为泡影，生活上不免纵情酒色。在艺术上，他追求“高绝”，不满“奇丽”，力图在晚唐浮浅轻靡的流风外独具一格。

　　唐末农民战争之际，皮日休、聂夷中、杜荀鹤等人继承现实义主传统，也写过一些具有政治内容的篇什。但随着唐朝的走向衰落，失望和颓丧的感情压倒一切，唐诗也呈现强弩之末的状况。

　　初盛唐时开始产生了一种新的诗歌体，叫作词。它的特点是适于合乐，每种曲调有一个固定的名称，如《菩萨蛮》、《念奴娇》等，而为了配合这些调子，句子随之有长有短，所以词亦称长短句。词在中唐时普遍流行起来，成为一种新的创作形式。开元时，城市中的歌者杂用里巷间的俚曲调，词中不免渗入一些市民意识。现存最早的词是敦煌发现的曲子调，其中除少数出于文人之手外，大多是民间作品。中唐前后文人填词者逐渐增多，著名的作家有李白、张志和、刘长卿、韦应物、白居易、刘禹锡和温庭筠等人。最杰出的是温庭筠，艺术成就很高。

　　古文运动是中唐时期兴起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学改革浪潮。南北朝以来，流行写骈体文，其主要缺点是单纯追求形式上的文字美，缺乏充实的内容。中唐时期，在思想领域，儒、道、释杂行，韩愈因而大力提倡“道统”，企图用传统的儒学整顿混乱的思想。旧的文学形式不能适应时代提出的新任务，于是文学改革被提到日程上来，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应运而生。古文运动提倡恢复先秦、两汉的古代散文，实则是复古其名，创新其实，力图开创一个文学发展的新局面。古文运动的两员主将是韩愈和柳宗元。

　　韩愈的主要贡献是为古文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。“古文”这一概念即由韩愈提出，他自己说学古文是为了学古道，即学习和宣扬儒家之道。为了一反几百年来流行的骈文，韩愈认为v8娱乐手机版下载官网章必须“唯陈言之务去”，要有创新精神，辞必己出，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。他特别强调锤字炼句，应把文章写得“文从字顺”。韩愈根据自己的理论写了不少的古文，名篇如《师说》、《毛颖传》、《进学解》、《张中丞传后叙》及《祭十二郎文》等，均为脍炙人口之作。

　　柳宗元提出“文以明道”的口号，声称自己写文章是为了“辅时及物为道”，反对片面追求辞藻的华丽。他认为作家的行为和品德是进行创作的首要条件，其作品的社会功用是“褒贬”和“讽喻”，文章应该写得“词正而理备”。柳宗元对古文运动的最大贡献是在古文创作上留下了大量的名篇。他所写的著名作品有《天说》、《封建论》、《非国语》、《捕蛇者说》、《段太尉逸事状》、《宋清传》、《梓人传》、《黔之驴》及《永州八记》等。

　　唐代文学在传奇小说和变文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。这两种文学创作的兴盛与城市的繁荣、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。

　　隋及唐初的传奇小说仍未摆脱六朝志怪的余风。中唐时期，古文运动为小说创作提供了灵活而表现力强的文体;诗歌的长期发展，在语言、意境方面给传奇小说以丰富的营养;传奇小说适于表现作者的史才、诗笔、议论，为投卷(唐代报考进士科的人在v8娱乐官方app下载前把自己的诗文作品呈交考官或与考官有关系的名流，以此争取登第，称作投卷)所需要，进士科的盛行也对传奇创作起了推动作用。因此，贞元(785～805)、元和(806～820)间出现了大量作品，如陈鸿的《长恨歌传》、元稹的《会真记》、李朝威的《柳毅传》、白行简的《李娃传》及蒋防的《霍小玉传》等均比较著名。

　　随着佛教的盛行和佛经的大量翻译，印度传经的梵呗和唱导也传到了中国。唐代，梵呗和唱导的方法发展为僧讲和俗讲。后者专以世俗民众为对象，其话本叫作变文。唐末，变文已用来讲唱佛经故事、历史故事、民间传说和当代人物事迹，说唱者亦不限于僧侣，并且在讲唱时辅以表演。近代在敦煌发现的变文主要有《维摩诘经变文》、《降魔变文》、《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》、《伍子胥变文》、《秋胡变文》、《王昭君变文》和《张义潮变文》等多种。变文的出现对后世的民间文学中的宝卷、弹词、鼓词、话本及长篇白话小说的产生，都有一定的影响。

　　艺术

　　绘画和雕塑

　　唐代绘画艺术在画法上有独特的创造，题材比以往广泛，名画家辈出。人物画在当时绘画中占重要地位，初唐的阎立德、阎立本兄弟都是善画人物的画家。现存阎立本所画的《历代帝王图》和《步辇图》，笔力刚。咛跤腥缜趟，能以简练的笔法表达人物的神态。盛唐的吴道子被称为“画圣”，他吸收西域画派的晕染法，并于焦墨痕中别施彩色，使画面具有立体感。吴道子尤善画迎风轻举的衣服，号称“吴带当风”。盛唐、中唐之际的张萱善画仕女，使人物画又有新的发展。魏晋以后，山水树石只是人物画中的配景，不受重视。隋唐以后，山水风景才成为绘画的主题，从而出现了山水画。初唐、盛唐之际的李思训善画金碧山水，其子昭道更是青出于蓝。二李喜用重彩，务求富丽，笔法繁密。诗人王维亦擅长山水画，笔法精练，务求淡雅，后世称其诗画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。唐代还有一些特具专长的画家，如曹霸，边鸾则善画花鸟。壁画也是绘画艺术的重要成就。甘肃敦煌莫高窟、新疆库车克孜尔千佛洞及陕西乾县的唐章怀太子墓、唐懿德太子墓等处发现的壁画，都是唐代绘画艺术中的珍品。雕塑有石雕和泥塑。洞窟、寺院和帝王陵寝有大量的石雕和泥塑，如昭陵的“六骏”、龙门的卢舍那佛都是杰出的艺术品。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陶俑也是民间艺人的泥塑作品。唐代雕塑家辈出，最著名的是盛唐时的杨惠之，被称为“塑圣”。

　　敦煌莫高窟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博物馆，而唐代是敦煌艺术的极盛时期。现存窟龛四百余个，其中唐窟二百一十三个，几占半数。莫高窟最主要的艺术作品是塑像和壁画。唐代塑像遗存者有六百七十躯，半数尚存原形。与过去的佛像相比，唐代作品有世俗化的特点，佛和菩萨塑像端庄、慈祥、温和，而且这一特点有日益加强的趋势。洞窟四壁布满了绚丽的壁画，经变画的画面巨大，内容丰富，构图紧密，著名的“维摩诘经变画”具有突出的中国化倾向。大型塑像的出现和净土宗经变画对极乐世界的描绘，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朝的经济繁荣和昌盛。经变画的内容还涉及耕地、收获、伐木、射猎等生产活动及角掋、百戏等场面，是社会生活的写照。供养人像是当时各个民族各阶级、各阶层人物的写真。随着社会经济的衰落，敦煌艺术在唐末有下降的倾向

　　此外，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、甘肃安西西南的榆林窟，也都有一部分唐代洞窟，其中均有塑像和壁画。麦积山石窟的泥塑秀丽、生动，榆林窟的艺术风格近似莫高窟，它们都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。

　　书法

　　从汉魏之际起，书法艺术开始脱离篆、隶的窠臼，演变出楷书、行书和草书。隋唐时期，随着全国统一的重现，南方风流潇洒的笔法终于压倒北方拘谨保守的风格，风行全国。另一方面、在南北合流的基础上，经过探索和努力，在唐代又形成了新风格。隋末唐初的虞世南、欧阳询和褚遂良号称初唐三大书法家，其传世作品有虞世南的《孔子庙堂碑》，欧阳询的《九成宫醴泉铭》、《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》和褚遂良的《伊阙佛龛碑》、《圣教序》等。盛唐的颜真卿融篆、隶、行、楷为一炉，在书法方面有所独创，其特点是气势雄浑，形体敦厚、笔法遒劲。他的传世作品有《颜氏家庙碑》、《麻姑仙坛记》及《多宝塔碑》等。中唐、晚唐之际的柳公权与颜真卿齐名，他吸收了欧、颜两家之长，自成一体，代表作品有《神策军碑》和《玄秘塔碑》等。唐代著名的草书家有孙过庭、张旭和怀素等。孙过庭还著有《书谱》，对书法理论有所阐发。

　　音乐和舞蹈

　　音乐、舞蹈的发达大大丰富了唐代社会的文化生活。西晋永嘉之乱以后，原有的汉族固有文化一度凋零，西域文化逐渐东传中原，并与汉族文化相融合，为隋唐音乐、舞蹈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。唐朝前期经济繁荣的升平景象，又为殊方乐舞的百花争妍提供了条件。

　　隋代曾将中外音乐分类整理，先后置七部乐和九部乐，唐太宗时进一步扩充成十部乐，即：燕乐、清商乐、西凉乐、扶南乐、高丽乐、龟兹乐、安国乐、疏勒乐、康国乐及高昌乐。不同的名称说明这些乐舞少数属于汉族所固有，大部分来源于国内各族及亚洲各国。但由于长期的统一更有利于文化的融合，所以各部乐间的区别渐趋泯除。到唐玄宗时终于取消了十部的名称，而改设立部伎与坐部伎。坐着在堂上演奏的称坐部伎，立于堂下演奏的称立部伎。坐部伎技艺最高，有不称职者，淘汰后改入立部伎;立部伎中被淘汰者改习雅乐。唐代雅乐保存至今者尚有《唐开元风雅十二诗谱》，这种音乐旋律单调，节奏平直，演奏技艺不高，已不受重视。唐玄宗时以清乐为主，杂用“胡夷俚巷之曲”演奏法曲，这种新声受到特别的重视。玄宗还选拔坐部伎中的优秀乐师三百人，亲自指点他们在梨园练习演奏，故这些乐师被称作“皇帝弟子”或“梨园弟子”。

　　唐代的乐与舞原不可分，乐曲是为舞蹈伴奏的，舞分健舞与软舞。健舞有“剑器舞”、“胡旋舞”及“胡腾舞”等，武术亦包括在健舞之中，所以，当时的“舞”实际上超过了舞蹈的范畴。软舞有“乌夜啼”、“凉州乐”及“回波舞”等。“柘枝舞”本是健舞，以后逐渐演变得接近软舞。为歌颂秦王李世民破刘武周之功所制作的“秦王破阵乐”，后改名“七德舞”，与“九功舞”、“上元舞”构成有名的“三大舞”。“婆罗门曲”在天宝时改称“霓裳羽衣舞”，是中印乐舞融合的最高成就。由于不少的舞蹈带有杂技的性质，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，过去士大夫舞蹈的风气到唐代走向衰落。

　　唐代乐舞分大曲与散乐。大曲是大规模的歌舞，包含着以后戏曲的部分因素，是中国戏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;散乐是杂技，统称为“百戏”，如浑脱、寻撞、跳丸、吐火、吞刀、筋斗、踢毯等，伴奏的乐器不多，乐曲却保存着淳朴的风格，在群众中颇受欢迎，但被统治者目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技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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